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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够走上文学之路,而且成为一个以文为生的人,不论是幸还是不幸——有人说:“人生不幸识字始”,又有人说“书中自有黄金屋”——我都要感谢我在中学时代所受的语文教育,都要感谢那时的几位语文老师。感谢他们在我年轻的心中播下了文学的种子,使我有可能用我毕生的时间和精力和人类最优秀的、同时也是最优美的心灵和大脑对话,并接受那些高尚情感的浸润和启迪。

  我通共只上了四年的中学,三年初中和一年高中。因为战乱频增,这四年中学也是断断续续地进行的。高一读完以后,我过了六年的军旅生活。复员回来,我决心参加高考。借来了中学课本,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自学了全部的高中课程,这才考进了大学。我的中学时代是在硝烟和离乱中度过的。那是一个内忧外患非常严重的年月,那时不仅是“华化之大,已安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而且是中国之大连生存都成了问题!岁月如烟,那时发生的一切,都是很遥远、也变得模糊的记忆了,但我依然深情地怀想着我深深受益的中学语文教育。

  回想起来,当年虽然社会动荡,形势严酷,但那时的中学语文课本还是相当轻松的,并没有太明显的政治直接的干扰。那时语文课重视的是对青少年品性的熏陶,以及诱导和培养他们对美文的兴趣。事隔半个多世纪。《木兰辞》的叙述方式很引起我的兴趣——原来这样情节曲折的故事,可以通过有节奏的吟咏得到表现。当然它唤起的是一种克服性别障碍而勇敢迎接命运挑战的热情。这篇用韵文写成的故事是如此动人,它的充满乐感的文字中夹带着优美的情操,沁入了幼小而纯洁的心灵。我那时不懂,其实这正是文字在以它的无言之美,开发着、同时也塑造着理解和崇尚人类最美好的情感的心灵。

  记得还有一篇文字,是通俗的歌行体写成的现代韵文,讲的是一位叫做“瞎子先生”的双目失明的人,如何自强自立地生活着:“雨后天放晴,瞎子先生往外行,手拿竹竿来问路,敲敲点点不留停。”瞎子先生不幸跌倒了,边上的人搀扶他走过了马路。我那时很喜欢这篇课文,我们曾高声地全文背诵过它。在享受那种音乐般的阅读的愉悦中,我懂得了人的生存与艰难命运的苦斗,对一切弱者的同情和爱心。当然,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课文中那篇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这篇沉痛的文字,犹如一支火炬点燃了我们的爱国心,也唤醒了我们当时亲历的亡国之痛!

  影响我最深的语文老师是余钟藩先生。余先生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国文系,是一位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造诣很深的学者。记得最清楚的是他给我们讲授《论语》的《侍坐章》。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坐侍,孔子要弟子们讲他们各自的抱负和追求。孔子问到曾皙:

  “点,尔何哪?”

  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

  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

  曰:“莫(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夫子喟叹曰:“吾与点也!”

  余先生是福州人,熟谙闽方言古音。记得他读上引这段文字时,用的是福建方言传统的吟诵的方法,那迂缓的节奏,那悠长的韵味,那难以言说的高中的情调,再加上余先生沉醉其中的状态,都成了我生命记忆中的一道抹之不去的风景。尽管有余先生细致的讲解。当年只有十五六岁的我,仍然无法理解当时年届七十的孔子喟然而叹的深意,却依稀感到了他落寞之中的洒脱。当年听讲《侍坐章》的印象,就这样伴着我走过人生的长途,滋养着我的灵魂,磨砺着我的性情。

  我的文学兴趣就这样在我识字求知的初始就开始了。在老师的引导和鼓励下,我的阅读层面逐渐扩大,我对文学的理解也逐渐深入,语文课成了我最喜欢的一门功课。因为喜欢语文课,跟着也喜欢上了作文课。我开始借助作文课的机会,学着写各种文体的文章。散文是最通常的,有时也写诗体的散文,就是现在被叫散文诗的那种,有时甚至也写小说。余先生很宽容,也很开放,他没有拒绝我这种对作文文体的“扩张”,而且似乎还在暗暗鼓励我的写作。

  记得有一次作文,我有感于秋天的萧瑟,将这种对自然节气的感受融进了我对时局现状秋天般的心境之中,写成了一篇叫做《公园之秋》的抒情散文。余先生给了我高分,而且加上了热情的评语。后来,这篇散文被加上了花边刊登在福州出版的《中央日报》上。这篇文字于是成了我的“处女作”。我的作文于是在学校里就很有些名气了。全校性的作文比赛我总得第一。直到高中一年级,转学来了一位同学,他的议论文写得比我好,那一年的作文比赛第一名的桂冠被他摘走了。

  除了作文,我还办墙报,我办的墙报是文学性的,刊登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记得有一期,有一位平时作文成绩并不见好的同学,突然投来了一篇叫做《地球,我的母亲》的诗稿。诗写得真好,我欣喜异常,全文发表了。后来我读郭沫若的作品,才知道是那位同学把郭的作品当成自己的作品投稿了。我暗暗责备自己的无知,为此羞愧至今,那是实践二年级发生的事情。

  有一段时间余先生请了一学期的长假。来了一位代课老师,他就是余先生在中央大学的同学林仲铉先生。和余先生相比,林先生似乎更关心和注重新文学的研究和传播。他本人在桂林办过文学刊物,作为青年编辑曾和茅盾、巴金等都有过直接的交往。他在代课期间就向我们介绍过五四在来的新文学的作家和作品,这些介绍是超出了课本所给予的,为我们输入了更为鲜活的文学营养。我的文学天空一下子变得非常开阔了。我不仅开始广泛的课外阅读——从古典到现代;我还利用和同学们外出郊游的时间,把自己关在楼上,背诵白居易的诗——从《琵琶行》到《长恨歌》,这两首著名的古典长诗,当时我都能一字不漏地背诵下来。

  从此,我和文学开始了非常紧密的交往。后来,这种文学的阅读和写作就不再是一个人的单独活动,我和兴趣相近的同学开始组织读书会——这种形式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在进步学生中很普遍。我们在课外的时间定期地聚会,各人在会上谈自己的阅读心得,而后,将自己的体会写成文字发表出来。从茅盾的《幼灭》和《动摇,到巴金的《灭亡》和《新生》,我们有了更为广泛、也更为有目的的阅读,并有了独立的思考。这种多向的交流和相互的切磋,不再仅仅是文学的欣赏和知识的传播,而是有了一种心智上的滋养和熏陶:通过文学,我们认识了社会和人生,我们不仅获得了审美的领悟,而且获得了社会的反抗和批判的意识。

  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我通过语文课本的引导开始了自主的阅读。我在此后的一切阅读,都不再囿于中学语文课本限定的范围,而是有着独立的、有坚定目标的选择了。至此,我认识到,小学的语文教育是识字,中学的语文教育是引领,后者的意义不单在于知识的传授,它的意义更在于启发。这种启发是通过一篇篇典型的文章的讲授和欣赏,从知识的、文化的、智育的、也从审美的层面,全方位地诱导中学生对语文的阅读和写作的兴趣,其最终目的在于培养和启发青少年独立阅读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学生和语文课以及语文课老师的关系,最初是接受引导,再后来则是逐渐脱离这种引导,并开始自主、独立地阅读、思考和写作。这就是成长和成熟的过程,这种过程与人的成长十分相似。但不论人的成长将出现何等奇迹,所有的成长都对于哺育他成长的一切,永远都怀着无尽的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