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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中学生杀人案件将成为社会多发性刑事案件这一严峻现实



  笔者在几年前,对把浙江金华高中学生徐力弑母犯罪心理成因主要归咎于“家长望子成龙;期望值过高;对孩子压力太大”等一类片面解释家庭教育失败的论点不敢苟同。为此,写了一篇小文,初步谈了个人观点,文章未及发表,从媒体又接二连三地得知中学生杀同学、杀父母的新案件的不断发生。于是,只好又修改文章,补充新的案例,强化文章中个人的独到见解。在文章结尾,还特别说明希望不要让我再看见新的中学生杀人的案件的报道。人民网教育专栏刊载时,编辑把文章中一句非常实事求是的,又为一般教育专家所忽略的,或者是不愿意正视的说明造成学校教育缺陷的原因的一个句子删去了。编辑也有他的难处。

  我良好的愿望又多被血腥的案子破碎,在上个月,即2002年8月11日——8月14日的3天中,在重庆市的南川和涪陵两地,又先后发生中学生杀人的大案: 

  (1)、 8月11日22时许,重庆南川市6名初三刚毕业已被高中(包括职高)录取的学生,还有一名被开除的中学生等共7人,杀害了县城里的一名小学教师唐睿,并抛尸荒野。被害人唐睿的父亲是该地教育局干部,儿子失踪3天后,警方才发现尸体,身上被砍了73刀。

  7名凶手作案后分别筹资想逃跑,其中一名凶手的家长问明真相后带着儿子去自首,被害人“失踪”的谜才解开——遇害3天了。

  这些凶手中,家长对他们犯下杀人罪很不理解,才15、16岁的初中毕业生,开学就是高中学生了,怎么去杀人?一辈子都完了。有一位凶手的父亲说:“是我教子无方,但我弄不清(我)错在哪里”?

  其实,子女上学读书,很多人越往上读思想意识反而逐渐变坏,其原因家长弄不明白,这很自然,因为教育问题是一门学问,三百六十行,家长们都懂得教育这们学问,那正说明我们社会这个学校教育作为一门学问,其层次之低,水平之差了。从传统和现实看,谁当了官,谁就懂得了教育这门学问;谁的官大,谁的教育科学的学问就高。这是教育的悲哀,教育科学的悲哀啊!

  (2)、 第二个案子。8月14日早上,涪陵区15中初二一名学生,怀揣尖刀,用事先配好的钥匙,进入同学家中偷窃钱物,被发现后,凶相毕露,抜刀残忍地杀死了同学,还把同学的母亲杀成重伤(如抢救不及时也会死亡)。凶手和被害的同学是邻居,之前到被害的同学家玩,都受到热情接待。

  涪陵区15中是涪陵城内一所长期来被人们“炒得很热”的一所公办单设初中,择校费比其它初中都收得高,还以“公办民助”的名义“理直气壮”的向学生收“捐资助学费”。多年来,不少家长交了高额择校费送子女进该校读书后才大呼上当,发现该校与城里其它公办学校没多少两样。但年年都有家长喊上当。据说出了这桩学生杀人案后,今年秋期不少学生选择其它学校了,15中“名气”大伤。

  从不断得到的这类案件的消息看,中学生杀人案件大有不断增加,年龄更趋低龄化,且事先都多有预谋,作案后不慌张等特点。(包括杀了父母亲的案件)。是否这类案件已经或者正在成为我们国家(社会)的多发性案件?如是,这肯定比巴以冲突、美伊冲突、俄车冲突、美特种部队搜寻拉登等等这些实际上远离我们中国百姓的“麻烦事”更直接,更现实,更息息相关。因此,更应该(本来就天经地义的)由我们老百姓思考,由当官的替老百姓思考(一心一意的,专心致志的)。

  记得我国粮食还未过关,人人都饿肚子的那个时代,官方却还大肆报道和渲染印度缺粮闹饥荒的新闻,而当时写稿的新闻从业人员自己也是肌肠噜噜。现在外国出事故死了几个人,媒体也炒得火热,把事件的背景,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教育的、领导人的、制度的、历史的等等原因,弊端,缺陷,失误,过错和责任等等分析得头头是道。为何自己“家中”比别人“家中”更严重更严峻的社会现实问题不去认真调查分析研究呢?是否“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传统思维定势仍然在作怪?“自己不扫门前雪,好管他人瓦上霜”的社会群体性格与前几十年培养起来的“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远大革命情怀有何联系呢?——一种对我们民族(指绝大多数人)自身很有害的惯性思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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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年前浙江金华一名叫徐力的高中学生把母亲杀害了,今年(2001年)4月湖南衡阳又发生一名叫李毅(化名)的初三学生毒翻全家的犯罪事件。7月15日, 又发生了贵州安顺市两名16岁孪生姐妹为“自由”毒死父母的犯罪案件,犯罪情节令人发指,犯罪动因是中考成绩未上重点高中录取线,因害怕父母责骂,于是两人竟决定将父母毒死。她们在煮稀饭时将6瓶鼠药放进稀饭里,其父母食用后发生中毒,并很快死去,她们用被子盖在尸体上,从家中拿走存折及2000余元现金和两部手机,跑到外地玩耍。后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两姐妹无期徒刑。
  其实还在徐力弑母之前,河北就发生了一名初中学生在同学的协助下趁母亲熟睡用绳子勒死母亲的案件,直接起因是母亲阻止他成天去电子游戏室玩耍,不好好读书学习。
  徐力弑母案件发生后,舆论普遍把原因归咎于其母亲“望子成龙心切,对儿子学习成绩要求过高,达不到要求非打即骂”。如北京某中学校长针对此案认为:“家长不恰当的期望值和关爱对孩子造成了伤害。”笔者当时就认为不能把徐力犯罪意识的成因这样简单化。
  现在湖南的李毅下毒,又把其犯罪心理成因归咎于父亲的棍棒教育上。据《中国青年报》(2001年5月29日)报道介绍:“李毅平时学习成绩不佳,好与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结交朋友,时常在外打架滋事。李毅的父亲对儿子的学习成绩并不苛求,但对他的品行要求十分严格,因此只要李毅在外犯了事,回到家往往遭到父亲的暴打。”李毅自己也交代:“父亲总是打我,把我不当人,我这么做只想报复一下,没想后果。”笔者认为仍然不能由此认为父亲的棍棒教育是李毅投毒杀人犯罪心理的主要成因,只是犯罪行为的导火线而已。
  如果我们同意李毅自己所说,在下毒时没想后果。那贵州安顺两名孪生姐妹丧心病狂地决定毒死父母亲前,则是经过商量和准备的。在稀饭中下了6瓶鼠药,剂量之大,惟恐父母不死。作案后还拿了钱和手机外出游玩。对这对丧尽天理良心的姐妹犯下的罪行,还有当地的妇联官员认为“这一悲剧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家庭教育失误。”这种看法是非常片面的。
  杀人偿命,这是任何人都知道的律令。从凶手徐力来看,作案时是高二学生,从小学开始就接受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初中政治课本中法律常识是主要内容之一,高中政治课中已经深入讲述民主法制理论了,说凶手缺乏法制观念和法律常识与事实不符。行凶时母子之间并未发生纠纷,不属一时冲动失手致人死命,而是乘母不备突然袭击,实际也是早存杀心了的。母亲曾打骂过他,就怀恨在心,加上学习有压力,就成了杀人理由?岂有此理!如凶手无精神疾患,则犯罪心理定有一个复杂的形成过程和原因。
  再看李毅,作案时临近初中毕业,快满15岁了,也不可能不知道投毒杀人是犯罪。儿子报复父亲能用这种手段的?
  上述几个案例中,如果把老子打了儿子、父母责骂了女儿等作为儿子杀害老子、女儿毒死父母这一些犯罪行为的心理成因,哪今年上半年发生在重庆丰都县实验中学的两名初中男生杀死班主任老师(男)的暴行,其犯罪心理成因又作何解释呢?被杀害的教师并未打骂过这两名学生,据这两名学生向警方陈述,只是害怕老师和家长联系,于是就趁老师午睡未关锁房门,进去杀了老师。
上述三起案件,都是少年学生杀害父母、师长的案例。无论如何,都有被人指责为家庭教育不当之嫌。但今年7月发生在北京丰台的14岁男孩残忍杀害11岁女孩的案件(注3),再也不能让我们把其犯罪心理形成的原因看得太单一了。
“今年7月29日下午,小冯(媒体未点名)路过同学何某家时,看到只有同学的妹妹小何一人在家,于是他顿起杀心。敲门进入何家后,他趁小何不备,从厨房取出杀猪刀猛扎小何的背部,又从院内取来铁锹、啤酒瓶砸她的头,用菜刀切、用电线勒小何的颈部,使小何最终窒息合并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小冯在法庭上交待,他要杀死小何的原因“只是因她太讨厌”。11岁的小女孩为何令他讨厌呢?因他“每次来何家,小何经常骂他,还在背后说他坏话,叫她哥哥不要和他来往。小何父母也曾找自己的家长告状使他挨了骂。”于是就起了要杀人的念头。
杀人前,小冯到厨房拿凶器时还若无其事地自己倒了一杯水喝,杀人后,小冯不慌不忙地伪造了抢劫现场。并交代:“杀人手段是从电视上学的。”法庭上,小冯轻描淡写地对法官说:“我知道我错了,但我父母都是残疾人,赔不起,双方都互相谅解一下得了。”好一个恶棍加无赖之徒!仅仅才14岁。
在这个案件中,姑且不讨论受害人11岁的女孩的是与非。你到别人家里去玩,别人不欢迎,不礼遇,就想到杀人,并真的把人杀害,这完全是魔鬼的心肠,魔鬼的思维逻辑。
  笔者认为这四起犯罪案例中,其罪犯的犯罪心理成因都有一个较复杂的社会背景和形成过程。
  首先是社会消极文化的作用。据徐力一名同班同学承认,在徐力母亲外出后,曾到徐力家中看内容不健康的录像(注4)。长期来,充斥于影视、音像、书刊中的凶杀暴力情景和犯罪情节,不论是以古代社会为背景的拳脚打斗,刀棍砍杀,还是以当代社会为背影的枪战;不论是官匪、警匪的争斗故事,还是流氓间的火并演绎,都向青少年灌输了一种“黑社会文化”或叫“流氓文化”,容易使幼稚的青少年们相信在历史主流文化之外,还存在一个非主流文化的空间,即黑社会。在紧张、刺激的观赏之中,把从学校学习的一点民主法制意识淡忘;在生活中接受的善良的人性也被淡化。影视中的暴力和犯罪情景还会使人大脑神经紧张,产生恐惧心理和无安全感,严重的还会使某些青少年发生心理变态,如出现幻觉,自觉不自觉地摹仿等。还有象发生在四川宜宾江安县一所农村初中两名14岁学生杀害学校小卖部女主人的案子,作案人承认就是深受影视中暴力和犯罪情节的影响(注5)。这种黑社会文化的内核不只是一种外在的暴力形式,而在于其野蛮的反人道主义的观念和逻辑。暴力本身作为手段是无“阶级属性”的,象我们对待犯罪行为、对待恐怖活动也要使用暴力,刑法中还要保留死刑。一般人指责暴力影视作品,多停留在表层,即暴力行为上,而忽视或者不懂得在暴力行为的层面之下,所传递的反人道的文化观念。上述几名少年罪犯,支配他们杀害父母、老师和其他人的动因的深层文化观念,就是这种反人道文化。这些年影视媒体中不少节目都有意无意地渲染这种黑社会文化,不少作家、编导非常喜欢编写、拍摄这类题材,这类节目多数都同时带有暴力情节和场面,包括血腥的。
  社会消极文化还包括各种现实的违法犯罪现象对青少年的腐蚀作用。如偷窃、抢劫、贿博、吸毒及淫乱等犯罪行为,很多是青少年同龄人之间互相影响和引诱的结果。象李毅就好与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结交朋友,肯定也深受不良影响。政府对犯罪分子防范,打击不力,也是一些青少年人容易“感染”犯罪意识的原因。
  二是学校教育中,亲情论理教育和人文主义教育被忽视。由于某种历史上的政治原因,即“亲不亲阶级分”的观点,在学校教育中,只强调爱党爱国爱领袖,“母亲只生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使得至今没有把培养学生与父母之间正常融恰的亲情关系纳入中学校的教育目标和任务中去。 “孩子越大越不听话”的现象,如果出现在家长文化层次低于孩子学历的家庭,可能有理由解释,现在往往是高层次文化学历的家长和孩子发生矛盾冲突的居多,如徐力的母亲就受过高等教育,作为知识分子的她,完成学历教育后肯定还会从其它渠道继续学习。用“代沟”理论解释孩子杀父母亲的犯罪现象是解释不通的。因此,教育机构及其举办者该冷静反省一下了:学生思想教育除了为国家为社会服务之外,是否还应该为家长、为家庭服务?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成员之间的和睦与社会的安定直接关联。敢于杀害父母亲人的少男少女,他们不会危害国家和社会?家长为读书(特别是读中学)的孩子*心、伤心已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
  三、过分渲染社会对孤、病、残和贫困少年儿童的救助和关怀问题。社会对孤、病、残和贫困少年儿童的救助和关怀作为一种人道主义现象,与人类社会的文明史一道贯穿古今(含中外)。但由于我国社会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体系和人文道德观念等方面的原因,能有幸得到社会救助的孤、病、残和贫困少年儿童只是极少数,其中不少人而且还是经新闻媒体呼吁才得以实现的,但媒体对此类事的“热炒”和学校对此类事的渲染,在培养了学生的“爱心”的同时,也往往会使幼稚的学生们误解:以为没有了父母亲的关爱,照样“幸福……”;没有父母亲的管束,更加“自由……”。贵州安顺市那两名孪生姐妹毒死父母,据媒体报道,也是为了“自由”。我们的学校为什么不把绝大多数孤、病、残和贫困少年儿童生活的真实情况(包括物质生活的贫苦和感情生活的孤独)告诉学生?相反,去动员尚须父母供养的孩子们用父母亲给的血汗钱捐款,以达到成年人(含教育者)自己的某种功利目的。(此第三项文字内容可以归并入本文第二项内容中——笔者)
  四是凶手遗传气质特征问题。暴力犯罪与个人气质的关系,西方学者有一套系统的研究成果,由于政治原因,我国以前在这方面存在研究禁区。当然后天的成长环境,教育状况也至关重要。一些专家指责家长缺乏教育心理学常识,现状确实如此,殊不知我国庞大的中学教师队伍中,除极少数毕业于心理学专业的人外,绝大多数人只在学校开设的心理学公共课程的课本上学了一点点可怜的最基本的概念而已,要求这些教师自觉以心理科学理论和方法来对学生进行教育和培养工作,都完全是强人所难。我们都知道医生与患者家属相比,医生当然应该更懂得医道;教师和家长之间呢?要求家长都精通教育科学方法是很不实际的,也没有必要,象不必要求病人家属都懂得医术是一个道理。粗暴简单的教育方法出现在非职业教育工作者的家长身上,不足为怪。“科学”的教育方式用在某些孩子身上失败的例子也不少;“不科学”的管教方式成功的例子也很多。现代教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家庭教育失败的原因是复杂的,不是单一的。做为教育机构和教育工作者,应该在事前为徐力母子和李氏父子等这些不幸的人们提供什么帮助和指导,事后应该吸取什么教训呢?
  我国基础教育实行由中央高度集中管理模式。从教育培养目标的制定到教材课本的编辑,从学校体制及运作方式到具体的教育教学方法,都“一刀切”,“一盘棋”。忽视了我国2亿多个中小学生家庭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差异性,和对子女教育培养目标认识上和能力上的层次性。同时还忽视了学生个体之间在气质、性格、爱好和发展潜力上的差异性。现行学校教育“粗放型”模式整体上已经不适应广大家长对子女教育质量和培养目标的不同要求。

人民网教科文编辑先生(女士):
  去年7月贵州安顺那两位被自己一对亲生(孪生)女儿用鼠药毒死的父母的双眼还未瞑目,10月22日重庆渝中区一位母亲又被读职业高中的女儿毒死(见《重庆商报》2002年2月21日8版)。凶手都是在校中学生;年龄相仿;作案手段相同;犯罪动因大致一样——出于对父母的严格要求的反感。贵州的案子早已审结,两名凶手被判无期徒刑。法官采纳了辩护律师意见,减轻了处罚。重庆的凶手该怎样处罚,自有法官审理,不是本文讨论之事。笔者在此想重申的是自己对青少年轼杀父母,特别是在校学生轼杀父母犯罪动因的不同观点。其观点反映在去年上半年写的一篇小文章中,文章先后寄(发)给好几家媒体——一稿多投,但还是“无功而返”无人愿发表该文章。去年底,从媒体上知道贵州安顺那对孪生姐妹轼杀父母的案子后,又对文章内容进行了补充修改,并在文章结尾祈祷:但愿不再发生类似的轼父轼母惨案,以给我新的案例材料,让我对文章内容再次进行补充修改;愿望是善良的;但现实是无情的。笔者现在重新把去年底定稿的文章原文发给你们——我就不再补充修改了。希望你们发表,以展开对青少年轼父轼母犯罪心理成因的不同观点的讨论。

  刑事案件中的犯罪人多种多样。农民杀人、工人杀人,好象没什么人炒作,中学生杀人就觉得不得了。
  事实上,自古以来哪个时期都有学生犯罪,只不过以前没有记者炒作罢了。

   高一生砍死班主任 凶手“不需要奉献”

  这是一起令人震惊的凶杀案。今年6月13日,一名年仅16岁的高一学生扬威(化名),在自己的宿舍,从背后挥刀砍向班主任。法医鉴定,老师身中40多刀,因“右侧颈动、静脉断离失血性休克当场死亡”。

  扬威最爱听的歌是《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最信奉的格言是:不需要奉献。

  新学期伊始,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做出一审判决,扬威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死者付俊峰,年仅21岁,2001年大学毕业分到临沂市罗庄第一中学任英语教师,同时兼任高一12班班主任。付的父母都是农民,下面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均在读书,家境贫寒。悲剧发生后,学校老师为付俊峰的家人捐款3万多元,校方根据有关政策对付老师家人支付了5万元抚恤金。

  9月2日,接到法院判决书,付俊峰的父亲付玉明认为判罚太轻,希望检察机关提起抗诉,同时,他也准备提起民事诉讼。

  6月13日中午1时,扬威想让其父与付老师谈话,遂打电话将班主任约到他所居住的房间内。事后,扬威向公安机关交代了行凶前与老师的一段对话:我们谈了三五分钟,我说:“你为什么总是看不起我,上课时你为什么不提问我?”付老师说:“你会吗?”我又说:“我不上早*,你为什么用圆规打我?”付老师说:“我打你不对吗?我打你又怎么样?”我就哼了一声。

  法院查明,谈话中二人发生争执,扬威摸起放在屋内的一把切西瓜刀。付俊峰见状退到厨房,用手机与扬威的母亲联系,扬威听见后,闯进厨房,持刀从背后向付俊峰的头部砍下。付将扬威手中的刀子夺下,扬威又夺过来,照着付俊峰的头、面、颈砍去。案发后,扬威的父亲闻讯赶到现场,并向警方报案。扬威也随即投案自首。

  扬威说:“我成绩很差,在班上倒数能数得上,老师总不提问我,我觉得老师看不起我。另一个,我住职工公寓,早上起来不参加早*,为此事,付俊峰在课堂上用教室里的圆规当众打我,我觉得老师和我过不去,在同学们面前没面子。”

  凶杀案发生后,全校震惊。一位语文老师说:“付老师热情、外向,多才多艺,与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处理得都很好,有时课外活动时间,还和学生一起踢足球,有时午休与学生一起睡。”她说,付老师教学灵活,方法多样,对学生要求比较严,真生气时好像也用尺子打过学生,但很少。

  扬威的同学对付老师的评价是:“教学认真负责,非常关心班内同学,性格外向、随和。”有学生说,付老师对一些调皮的学生有时也用教学用的木制圆规敲打敲打。

  对扬威的评价,师生一致的观点是学习不好,学习积极性也不高。但扬威的性格则比较复杂,有同学说他老实、内向,也有人认为他性格随和、热心、爱帮助别人。

  采访中,记者读到一本同学录,其中有扬威的留言。扬威对自己的描述如下:

  爱好:冰。性格:冷。最爱读的书:《心灵融化》。最爱上的课:心理课。最爱听的歌:《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最信奉的格言:不需要奉献。最尴尬的事:被别人估计过高。

  据悉,扬威是独生子,家庭经济条件很好。扬威的父母为其提供了非常优越的生活条件,甚至在学校为他租住单元房,而其他学生都是住宿舍,几个人一间屋。

  山东省青少年研究所所长张华教授说,作为一个突发的、典型的案例,这一恶性事件本身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近年来此类事件不时发生的严峻现实却提醒我们,加强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减少和预防青少年“激情犯罪”的工作已经刻不容缓。她说,青少年学生正处在“心理断乳”的关键时期,成长过程中家庭过分保护、过度溺爱形成的脆弱、任性、自我中心的个性心理特征与现实生活中激烈竞争带来的巨大压力构成强烈反差。当一些孩子不能适应这种巨大反差时,就很容易因一念之差产生犯罪。

  她认为,减少和预防此类事件发生,“治本”的方法是面向全体学生普及心理健康教育。通过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让青少年学会通过正当的渠道宣泄和化解负面情绪,帮助他们学会在团体中掌握解决问题的方法与技巧,把可能发生的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对业已发生的悲剧事件,要对周围的师生做好“危机干预”的善后心理辅导,把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